教育部：今年计划遴选建设3000所足球特色幼儿园

例如，截至2013年年底，110多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5万亿元，根据国资委统计的境外 经营单位资产总额占比12.5%计算，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3万亿元。

这种行为模式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法人机构（县级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某些地区级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一级法人的独立经营权、独立决策权、人事决定权，扭曲了基层法人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公司法人治理形同虚设。省级统一法人太大，最高决策者已经不鼓励这一层级的统一法人。

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其最核心使命是为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实施筹集资金，最大规模地使国家集中农业剩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赶超服务。这样一个悖论导致省联社的行为发生了异化，它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都具有浓厚的行政化的色彩，它对县联社的高层人事安排、人力资本管理甚至业务管理都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和介入。农村商业银行要土，要接近乡土，但是在技术上也要追求新，要以互联网技术武装自己。然而，赋予农村信用合作以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使原本具有合作制属性的农村信用合作体系最终被异化，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上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影响，其官办色彩逐渐浓厚，成为官办银行的附属品。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经营层之间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当初亿万农民加入合作社，试图实现劳动雇佣资本，实现农民的互助，以摆脱资本的奴役。因此，在农村商业银行中适当保留一定规模的中小股东，对于股东的多元化，对于农商行经营定位的清晰化，对于农商行企业文化的构建，都是有益的，切不要走极端。这些工具丰富了中央银行能够控制的利率期限结构，央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操作利率体系。

如果要资本账户开放，那么就不可避免面临着国际金融冲击。总体来看，当前经济下行风险可控。未来开放的一个动力是通过资本账户开放，提升我国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4．密切监控资本账户，务必维护汇率稳定 金融去杠杆的一个重要风险是产生资金向境外流出，进而引发汇率风险。

在这样的环境中，叠加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如果快速、不加控制的去金融杠杆，我国发生资本流出的风险还是较大的。在PPI价格降幅逐渐收窄，并在2017年较快增长后，经济进入了补库存周期。

利益格局的背后是多年来持续的债务-投资增长模式。国际景气的上升是金融整顿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外部环境。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MPA考核）和银监会的微观监管两套措施并行。另一方面表现是大量企业虽然在高市场利率下放弃了债券融资，即使考虑到替代融资因素后，这也体现这些企业手里还有富余资金，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

随着我国在发达市场上替代原有供给者的过程趋于完成，所占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出口增长的传统动力丧失。因此，去金融杠杆是一个钢丝上的平衡。因此，经济增速虽然进入了放缓的通道，但是整体压力可控，不会出现急剧下跌，全年经济完成增长目标较为乐观。1．注意监管协调，防止竞争性监管 金融去杠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金融监管。

着力完善金融整顿工作的政策执行模式 金融整顿过程中现有政策执行模式容易放大政策冲击，产生短时间内的急剧去杠杆，反而产生风险，威胁金融和经济稳定。相对于第一季度经济表现，4月份的宏观数据有所回调，部分数据阶段性见顶趋势显现。

2．加强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关注，加快推进将市场利率设为基准利率 我国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轨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哪个利率是政策利率。只有通过金融降杠杆，有序挤出资产泡沫建立更加合理的融资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高杠杆问题，为后继的改革和开放举措铺路。

当前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更加有效地实施金融防风险政策，特别需要关注金融去杠杆过程中的政策执行模式本身的问题所产生的超调风险。一季度MPA进行了较为严厉的考核。1．金融整顿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基础 促进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释放新的红利。未来提升生产率的关键是创新，只有打破当前的金融债务格局，才能有效摆脱原有的发展模式，实践新发展理念。首先，由于前期政策刺激主要通过信贷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这些项目有一定的时间周期，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提供增长动能。加之影子银行体系拉长金融投资链条，对风险的进一步模糊化，当前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敏感性日益抬升。

因此，我国制成品出口乃至货物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性现象一时间，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几乎成为所有文件、文章以及各类会议的箴言。

在这方面，伯南克和格特勒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实体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金融的一个基本属性——流动性。

尽管如此，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货币金融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本质上是中性的，企图运用货币金融政策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或可产生短期冲击，但长期终归无效。然而，尽管凯恩斯开了宏观经济学的先河，但是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上，他并没有比维克赛尔走得更远。

事实上，它几乎包含了经济金融活动的所有主要方面，因而，在学术上，它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经济和金融理论。然而，经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者都清楚地知晓：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举例来说，房地产历来是流动性最差的资产，但是经过一级又一级的证券化和信用增级，基于庞大的市场交易规模，与房地产相关联的金融资产如今获得了很高的流动性。五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便可看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这一命题并非像一望之下的那么简单明了。

这种状况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企业内源融资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如今，金融中介理论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家族，然而，作为其创始者，格利和肖的贡献不可忽视，尤其是当我们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时，切不可忘记两位学者有关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分析。

一般而言，可以充当货币的资产可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债务，二是私人金融机构的债务。正因如此，在危机之初，美联储才将用于投资的房地产归入金融一类，将之与实体经济相对立。

在理论界，最早企图突破金融与实体经济 两分框架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根据这一说法，现钞、活期存款等我们常见的货币，无非只是拥有最高流动性的资产而已。

凯恩斯继承了维克赛尔的分析思路，并将之发扬光大。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债务只是在它们购置实体部门产生的初级证券的过程中，因而，由此形成的货币供应以私人部门的内部债务为基础，它们与货币间接证券的总和，恰与企业的初级债务正相平衡。一种资产的市场如果具有较高的密度（tightness，即每笔交易价格对市场中间价格的偏离幅度较小）、较大的深度（depth，即较大规模的交易都不会对市场现行价格产生显著影响）和较大的弹性（resiliency，即由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向其均衡价格收敛的速度越快），则称该资产具有较高的市场流动性。要解决这一难题，恐怕需要另辟蹊径，从实体经济的金融化入手，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同炉熔炼。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格利和肖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两分法。与之对应，由私人部门债务组成的货币资产可称作内在货币，因为它们代表基于实体经济活动、产生于私人部门的资产和负债（初级证券）。

这就从起点上揭示了货币和实体经济（商品）的同源性。如此，金融因素及其变化便被纳入主流经济分析模型之中。

所谓流动性，指的是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的难易、快慢和受损失程度。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经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持续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实体经济已不同程度地被金融化或类金融化了。